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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凯特·曼恩（Kate Mann）在《不只是厌女》中认为，“厌女症”不应仅被理解为一种对女性的深层仇恨，它更是“用来监督和执行性别规范和期望的制度”[]。在《应得的权利》中，她明确区分了“厌女”(misogyny)与“性别歧视”(sexism)。她认为，“性别歧视”是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分支，指那些自然化、合理化父权制规范和期望的思想；而“厌女”则像是“可电击狗项圈”，当女性破坏“法律和秩序”时，厌女制度通过惩戒女性来维持秩序。虽然“性别歧视”和“厌女”在概念上有所区分，这就意味着一个“清醒”的厌女者不一定歧视女性。当然，在实际生活中，二者往往相辅相成，共同展现出不同程度的傲慢，对女性进行诋毁。

　　最初，为性别不平等和滥用辩护的是一种“粗糙的傲慢”，这一特质带着浮华的、扩张性的气场，与“男性比女性优越”的性别歧视信念相互加强。然而，与这种明显的傲慢相对照，那些厌女策略的执行者似乎只是单纯的自私，他们通过性别歧视让女性的真实感受和自主性被忽视。但在这背后，实际上是一种更为隐秘的“精致的傲慢”，这种傲慢冷酷且自私地置他人于不顾：我清楚男女都是人，但不妨碍我只看向自己，只有我配得这些权利。厌女者甚至通过建立和维护一些制度，在女性为自己争取权益时，故意将她们视作无法言说的对象。

　　通常，“傲慢”往往以体面大度的悠闲模样出现，而被伤害者则表现得“面目可憎”。如前所述，当男性在面对“女人气”的日常行为，如化妆时，他们往往放任自己不切实际的想象，以男性眼光给这一行为指定意义。无论认为它是“琐碎、鸡毛蒜皮的”，还是“挑动欲望的”，都无视了女性的真实体验和女性自身对这件事的理解。但当女性对这种“傲慢”表达怒火时，结果往往有两种，她要么被视为小题大做、暴怒的扫兴者，要么被视为委屈的小女人。她们的愤怒总被曲解或直接无视了。

　　萨拉·艾哈迈德（Sara Ahmed）在其著作《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》中，描述了前一种情况：女性主义者如何在提出问题时“变成了问题本身”。在一个和谐的家庭聚会中，当她突然察觉到对话中存在着问题并提出时，她如此不合时宜，破坏体面。她好像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。她只是指出错误，就被认为是偏激、情绪激动的，这使她“成为了错误”，当她被视作敏感易怒的女性主义者时，错误本身反而消失了。事实上，她被人认为无端发怒才真正引发了她的愤怒。

　　《再见爱人3》中张硕和王睡睡的关系提醒我们，男性傲慢与女性愤怒的形变时常被社会所忽视。如果男性从小到大都被灌输这样一种想法，认为自己在家庭生活中天经地义拥有全部的“闲暇”，而女性就应当承担所有家务并照顾他们，那么这些男性就很难真正平等地对待女性。但在观察室嘉宾的点评中，王睡睡的愤怒却多次被解读为“委屈”，这揭示了女性在表达愤怒时所面临的困境。社会将维护家庭关系的责任锁定在女性身上，直白的愤怒可能有害于关系，因此对女性愤怒的解释使愤怒失去了原本的攻击性，“委屈”才更符合传统对女性的期待——温柔、被动和情感脆弱。

　　例如“非自愿独身者”（INCEL）运动就是一个反映。这个群体的男性成员，在两性关系中屡屡受挫，因而产生愤怒或忌妒。他们对于拒绝他们“应得的权利”的女性产生敌意，甚至对其使用身体或言语暴力。他们将两性关系看作一场男性之间征服女性的比赛，失败后将怒火全部发泄在女性身上。这种思维在对“”事件的网络回应中也有所反映。一部分男性被“举报”所激怒，通过策略性的“倒打一耙”，抓着男性被侵犯以及男性被诬告的几个个例有组织地进行反击，他们不关心如何解决“女性被”的普遍问题，也不关心男性受害者，他们不思考如何建立制度、保障受害者的权益，预防这些事件的发生，他们想要的只是威胁愤怒的女性，维持自己压迫者的身份。[]

　　女性保持愤怒十分必要，但更重要的问题是：愤怒之后，我们的下一步应该是什么？如果在争取权益的过程中，人们不再寻求和解，而是追求报复性的胜利快感，这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吗？当前的很多事件中，愤怒似乎都发生了偏差。有时候，愤怒没能纠正现状的错误，而是用于指责“不够坚强”的受害者，并将这种针对受害者的攻击解释为“怒其不争”。以日本的头部娱乐公司杰尼斯为例，今年爆发了其社长喜多川针对旗下上百位艺人长达40年的性侵丑闻。但当这些受害者选择沉默时，他们却遭受了公众的指责和。又或者，当有些女性被认为“不够女权”时，又出现了“媚男”“擦边”“婚驴”等新词对这些女性进行审判，这何尝不是背靠着新的话语权力，重复曾被女权主义批评的傲慢呢？

　　玛莎·努斯鲍姆（Martha Nussbaum）在《傲慢的壁垒》中承认“在女性主义的讨论中，愤怒被想象成某种强烈的抗议，是逆来顺受的反面”，[]也就是说，愤怒既强大又必要，它以激进的抵抗姿态标志出错误。但紧随其后的是，努斯鲍姆将“愤怒”一分为二：“报复性愤怒”和“转化性愤怒”（Transition-Anger），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“是否面向未来”。努斯鲍姆认为，女性主义一直以来认同愤怒的根本重要性，但“当今的女性主义需要作出一个类似的区分”[]。

　　“报复性愤怒”即“以牙还牙”，它是人在经历伤害后的自然反应——渴望回击，渴望加害者经历受害者经受过的一切痛苦。然而，倘若放纵人性的弱点，沉溺于报复主义，并不能修复过去的损伤，也无法许诺一个有希望的未来。同时，“报复性愤怒”还将腐蚀人格，造成沉重的心灵负担，灵魂停留在深渊之中。在热播韩剧《黑暗荣耀》中，被欺凌者文东恩不期待未来，只期待审判恶人和同归于尽。虽然文东恩的复仇实现了大快人心的法外正义，但我却痛心于她内在的死亡。在复仇之后，她的选择是自我了断[]，仇恨对良知的炙烤使她难以自洽。这一成功的复仇对现实生活中的受欺凌群体而言也不可复制。但文东恩的仇恨提醒了我们，极端的“报复性愤怒”或许正是由于他们缺乏退路。

　　相对的，努斯鲍姆提出，“转化性愤怒”有助于女权主义团结。它超越了纯粹的情感回应，谨慎地绕开狂热和扭曲，驱动我们理性地分析问题，针对糟糕的现状采取建设性的行动，寻找真正的解决方案。看向未来非常重要，这使惩戒成为一种变革，一种新的、正义规范的表达，而这种表达是更有说服力的。在对未来的期许中，“转化性愤怒”给予人道德动力，它往往还带来团结和策略，使人倍感振奋。美剧《美国夫人》展现了在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历史时期，“转化性愤怒”的力量。女性主义者们愤怒于女性缺乏平等自由的境况，于是通过群体性的抗议、、演讲、辩论、写作等多种行动争取社会变革。当然，愤怒有时也导致了女性群体内的分歧和冲突，如对同性恋、堕胎、家庭主妇等议题的不同立场和策略，但最终都为建立保障女性权益的社会结构而努力。

　　区分这两种愤怒十分必要，但是，我们不能全盘否定“报复性愤怒”的价值，它往往是“转化性愤怒”的起点。对于许多女性主义者来说，“愤怒”不仅是瞬间的情绪反应，它更是在某一人生阶段中长期的、持续的态度，愤怒的情绪倾向在较长时段内拥有固定的模式。这两种愤怒状态反映了她们不同的人生阶段的心态。“报复性愤怒”不仅是心灵的阴影，也不仅会带来争端，同时也是理智探索的动力。每一位真诚的女性主义者都可能经历那个“充满怒火，想要报复”的阶段，然而，正是通过这种愤怒，她们能够对现状产生更深入的思考和质疑。探索复仇的可能性过程也是她们不断深入地理解现实世界的过程，通过转化意识和交流，首先能促进的是愤怒的女性之间相互理解，这使差异终将转变为力量。“同伴之间的愤怒带来的是改变，而不是毁灭”[]。